忧乐共存共荣于人身和人生之中。按儒家的分类法，人身有欲、情、性之不同，“欲”是逐物外驰的，“性”是循理内含的，“情”则介乎二者之间，是欲之据理收殓，性之感物而动。孟子把性落实为“心”，而心统性情，所以他那些“恻隐之心”“羞恶之心”等，虽说是善性，是人之异于勤兽之性，也可以说是情，是人之待人乃至待物的基本感情。人有种种情，而有一情必有另一情与之相待，如喜与怒、爱与憎。忧与乐也是一对情。如孔子说“乐以忘忧”，孟子说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”。乐与忧既为一对感情，按儒家的哲学，( )。因此，儒家会对忧乐进行理性主义的说明与规定，不会只乐不忧，或是忧非乐。
儒家将忧分为两类：一为外感的，因困难挫折而招致的忧；一为内发的，欲实现理想而生起的忧。前者是平常人心目中的忧，也是君子作平淡想时的忧。但当君子自觉其为君子时，或能达性命之情时，这一类的忧便不足为忧或不复为忱，所以有“仁者不忧”“君子不忧不惧”等说法。因为这类外忧都是“命”的安排，是“莫之致而至者”，自己无可奈其何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视同天理自然。既然这类外忧乃命的安排，何不视为“天将降大任”的征照，化外忧为成贤希圣的动力？一念及此，乐之维恐不及，更何忧之有!君子所真正当忧的，是内忧。如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徒”，如“舜人也，我亦人也；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.我犹未免为乡人也”，以及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“思出民于水火而登衽席之忧”，总之是种种内圣外王之忧。这类内忧，是良心善性之见于感情者，也是为学修身之结果，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情感所在。
儒家将乐也分为两类：一为感性的乐，一为理性的乐。儒家不是禁欲主义者，不排斥悦耳愉目赏心之乐， ① 要求节制，因为它对人有损： ② 这种乐不宜独享，应该与民同乐。因为这样做了的结果， ③ 可使百姓得到实惠，君子也以此使原来的感性之乐上升到理性。正所谓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，为同登乐土而服务。泰州学派人物说得好：“君子终身忧之也；是其忧也，乃所以为其乐也。”此乃忧乐合一之妙。
